中共干部选拔的特点

在中共的体系当中，承担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有三个部门：组织、人事、统战。其中人事部门仅负责非领导职务的相关业务，党内领导干部的管理归组织部门，党外领导干部的管理则隶属于统战部门。本文仅讨论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。时间跨度为改革开放后至今，因为公开资料比较多，便于研究。建国初期制度及惯例尚未成型，而文革期间则比较混乱，参考价值有限。

干部选拔的几个特点：

1.逐级晋升。

即使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下属，如今也很难越级晋升了。可以参考蔡奇的简历。从2004年到现在，从正厅级到正国级，每一个台阶都没有省略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已经落马的秦刚，从正司级（正局级）到副国级，虽然晋升速度极快，但是没有跳台阶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官员的背景和后台对于晋升速度的影响。如果朝中有人，在特定级别任职的时间会非常短，然后迅速晋升到下一个级别，从而实现在关键时间结点（比如党代会）的卡位。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出身的领导干部，如果职业生涯早期没能结识高层权贵，那么会在特定的级别，比如正厅级之前的台阶上一轮又一轮的平调，直到60岁到龄退休。或者因为所处的政治派系式微，只能平调并逐渐边缘化，比如胡春华、陆昊。

有没有例外？当然有，比如胡锦涛、习近平、李克强。1992年，胡锦涛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（正部级）直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（正国级）。2007年，习近平从上海市委书记（非政治局委员，仅为正部级）直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（正国级）。也是2007年，李克强从辽宁省委书记（正部级）直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（正国级）。能够在副部级以上实现越级晋升的官员，基本上就是接班人或者准接班人。

2.在经历或者专业方面符合特定条件。

列表如下（任何职位均可平调，因此省略）：

专业方面，经济、金融、政法、外交、民族事务等，通常在本系统内晋升到一定的级别（正部级或者副国级），然后可以跨领域调任。组织、纪检、宣传、统战等党务部门专业性有限，通常不会对候选人有专业方面的要求。

3. 换届年会集中调动，平时仅补缺。

在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上确定新一届中央委员。大会闭幕后第二天召开一中全会确定政治局委员和常委。接下来的几个月党内相应职位会马上宣布任命，同时填补因晋升留下的空缺。第二年春节后的两会上，集中完成国务院、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的官员任命，同时填补因晋升留下的空缺。比如山东省委书记进入政治局担任中组部部长，辽宁省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兼任国务院副总理。那么山东和辽宁的书记需要补缺，并引发一系列人事变动。

此后的人事变动主要是由于现任领导到龄退休、去世、或者接受组织调查，通常是一事一议。直到下一届党代会，才会出现比较集中的人事变动。

政治局委员通常在任期内不会出现变动。如果去世或者接受组织调查，会安排其他政治局委员兼任，而不是增选新人。即使是六四事件之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，也只是改组了常委会，并没有增选政治局委员。从1989年至今，政治局委员只增选过一次，在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新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，因为原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中央书记处工作。

4.跨级管理。

这一点长期在海外大厂或者国内外企工作的朋友可能有切身体会。招聘的时候，能最终拍板的，通常并不是hiring manager，而是skip-level。比如某省厅副处长的人选，不是由处长决定的，而是由更高层的副厅长决定的。副省长的人选，不是由省长决定，而是由省委书记提名，中组部任命。省委常委的人选，省委书记也决定不了，由中央直接选拔任命。直接领导只有建议权，选拔任用的权限归上级的领导。

同时由于中共内部的派系特点，会出现直接领导和下属之间不对付，但是又无可奈何的情况。比如某市常务副市长和市长不对付，但是有市委书记做后台，那么市长也无可奈何。这样的安排，既是内耗，又可以说是权力制衡，各有利弊。当然也存在上下级蛇鼠一窝，共同贪腐的情况。十八大之后高层的反腐清洗逐渐公开化，这方面报道有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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